一中兩憲：兩岸和平的起點
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／民主行動聯盟發起人
2005年8月17日，我以〈一中兩憲，歐盟經驗〉為題，在《聯合報》上發表了一篇專題，引起許多網友的熱烈討論，認為這不失為解開兩岸困局的可行之道。我立刻下定決心，針對此一主題撰寫一本書，題為《一中兩憲：兩岸和平的起點》，今天我願意藉民主行動聯盟舉辦「台灣光復六十四週年與兩岸和平研討會」的機會，進一步說明我的這項主張：
描述兩岸政治現實
首先，我要強調的是：「一中兩憲」並不等同於「一國兩憲」。憲法（constitution）是國家的根本大法，它是政府建立的依據，它規定國家最高機關之組織、產生、活動範圍、以及相互關係，與各部門所處地位。只有主權獨立的國家才有憲法，所以憲法的意義，完全是針對主權獨立的國家而言，沒有主權即不能稱之為國家，只能稱之為政治實體，因為在它的上面還有一個更高的統治權，例如：香港與澳門特區只有「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」，而沒有憲法；德國在戰敗後，也只有基本法而沒有憲法。同理，殖民地或未獨立的自治領土都沒有憲法。
嚴格來說，一個國家之內只能存在一部憲法，所以，如果我們說「一國兩憲」，便是矛盾不通的概念，不符合政治學的基本原理。可是，「一中兩憲」則不然。它只是在描述當前海峽兩岸客觀的政治現實。更清楚地說，自從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，海峽兩岸便分別各有一部「中華民國憲法」及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」，這兩部憲法都是建立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上，雙方並個自據此而建立一個「中華民國政府」及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」，兩個政府間並沒有簽訂任何的和平協定。台灣在國際公法上的地位，是一個「處於內戰局面的既成事實的地方政府」（a consolidated local de facto government in a civil war situation），是一個有限制地位（limited status）的政府。它雖然能夠與外國簽署條約，並履行若干的國際責任和義務，也能夠在它有效控制的領土上承擔一般國家的任務，但並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。
對等政治實體
然而，如果海峽兩岸當局都能夠接受「一中兩憲」的政治現實，雙方便能夠以之作為基礎，展開平等的協商和談判。中共《反國家分裂法》第七條說：「國家主張通過台灣海峽兩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，實現和平統一。協商和談判可以有步驟、分階段進行，方式可以靈活多樣。」
對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而言，台灣海峽兩岸若要進行「平等的協商和談判」，則雙方必須是「對等的政治實體」。
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，所謂政治實體就是指國際法人，其中有完整的或不完整的：前者指國家，後者指除國家以外的其它之國際法人。作為一個政治實體，台灣雖然具備所有成為一個國家的要件，但無法獲得國際社會普遍的接納，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，特別是得不到聯合國的承認，故為「不完整的國際法人」。雖然國際上也有少數國家與其交往，但嚴格來說，它並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。
台灣雖然是「不完整的國際法人」，然而，如果海峽兩岸都能接受「一中兩憲」的原則，雙方便可以「對等的政治實體」的地位，展開「平等的協商和談判」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保障台灣的最大權益，也才能解除許多台灣人民「談判即是投降」，「協商就會被吃掉（統一）」的疑慮。
高度自治的制度
《反國家分裂法》第五條說：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，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礎。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，最符合台灣海峽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。國家以最大的誠意，盡最大的努力，實現和平統一。國家和平統一後，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，高度自治。」
什麼叫做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，高度自治」呢？是像香港或澳門的「一國兩制」嗎？坦白說，「一國兩制」對台灣人民並沒有多大的吸引力。2005年4月30日，國民黨主席連戰率領訪問團赴大陸的「和平之旅」，建議海峽兩岸以「九二共識」為基礎，用「一中各表」的方式，展開協商與談判。接著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到大陸進行「搭橋之旅」，提出「兩岸一中」的主張；新黨主席郁慕明訪問大陸時，認為「一國兩制」已經被污名化，為了有所區隔，他刻意提出「一中兩制」的概念。泛藍三黨對「一個中國」雖然都有共識，但在台灣執政的民進黨卻是冷漠以對。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之後，提出「一國兩區」，泛綠陣營立即質問他：「2008年到底是想選總統，還是選區長？」
泛藍陣營的這許多主張，都不脫「一國兩制」的格局，都很難為泛綠陣營所接受，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擔心：這種主張很可能使台灣「香港化」，淪為大陸統治下的一個「特別行政區」。相反的，如果海峽兩岸都能接受「一中兩憲」的現實，彼此承認為對等的政治實體，台灣不必接受「一國兩制」，也不必像香港那樣，在「中華民國人民共和國憲法」之下，再制訂一部「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」。雙方便能夠打破統獨對立的僵局，展開協商和談判。
在此必須強調的是：「一中兩憲」是建構兩岸間和平關係的起點，而不是最終目標。如果我們以之作為兩岸關係的終極目標，則會陷入「兩國論」的對立困局。相反的，如果我們以之作為兩岸和平的起點，我們便可以借重歐盟經驗，逐步建構兩岸間和平穩定的關係。
第三主體
國內雖然也有人提倡「歐盟模式」或「一中歐盟化」，其實「歐盟」並不是固定的模式。依照1991年簽訂的「馬斯垂克條約」，它是「歐洲人民間不斷建立更緊密關係之過程的一個階段」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，法國外交部顧問莫內為了消弭法、德兩國之間的宿仇，倡議成立「歐洲煤、鋼共同體」，將兩國間煤和鋼鐵的產生和銷售置於一個「超國家組織」的管轄之下。從1950年代開始，逐步建立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」、「歐洲經濟共同體」，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，才發展成今天的歐洲聯盟。
這種「超國家組織」的「共同體」，是參與國家之外的「第三主體」，所有參與者都可以考量雙方的利益，視雙方的需求，讓渡出一部份的國家主權，以建立不同性質的共同體。在建立「共同體」的過程中，並沒那一方被「統一」掉。這種「統中有獨，獨中有統」的做法，可以說是解決兩岸紛爭的最理想方式。
主權讓渡
要以「共同體」來建立兩岸之間的合作關係，立刻就會碰到獨派人士的疑慮：主權「讓渡」的前提是：所有參與「讓渡」的國家都擁有主權，而且也都承認對方的主權，在中國執政者眼中台灣沒有主權，它也從不承認台灣的主權，既然沒有，那來讓渡？
在政治學上所謂的「主權」，可以從「實質主權」和「國際承認」兩方面來看：前者是以有效統治作為國家存在之要件，包括：用民主合法的程序取得政權，行政命令之執行，擁有司法審判權，保有自己的關稅，發行本身的錢幣，對外簽訂條約等等。就這個意義而言，中華民國當然是一個主權國家，擁有各式各樣的「實質主權」。
然而，一個國家還必須得到「國際承認」，才算是一個正常國家。目前，中華民國只跟二十七個國家有外交關係。在這些國家眼裡，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；台灣跟美國沒有外交關係，所以美國國務卿鮑爾曾經公開宣布，在他看來，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。
兩岸共同市場
倘若海峽兩岸當局都能接受「一中兩憲」的主張，用「共同體」的方式，逐步建構兩岸間的和平架構，雙方所要讓渡的主權當然是「實質主權」。所謂「中國」既包括「中華民國」，也包括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，同時還包括各種有待建構的各種「共同體」，而形成所謂的「整個中國」。
2005年4月，國民黨主席連戰到大陸進行「和平之旅」時，建議成立「兩岸共同市場」。其實，早在四年之前的2001年5月初，前行政院長蕭萬長率領由國內經貿科技產業龍頭組成的訪問團，赴大陸展開「溝通之旅」時，在北京大學的座談會上便曾經宣示「兩岸共同市場」的構想與做法。然而，「兩岸共同市場」的構想，源自於「歐盟模式」。在北京眼中，「歐盟模式」由經濟統合邁向政治統合的經驗，隱含「兩國論」精神，為中共所無法接受，所以中共方面反應冷淡。
如果以我所主張的「一中兩憲」作為基礎，大家接受兩岸關係的現狀，雙方承認彼此為「對等的政治實體」，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彼此互相信任的起始點，循序漸進，逐步建立「兩岸共同市場」。如此一來，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，是未來兩岸經濟合作最佳的可行模式。
以憲法保障民主
「一中兩憲」的主張，是建立在憲政自由主義的精神之上，認為：憲法是檢驗兩岸關係發展最重要的指標。我十分瞭解：中共1982年修訂的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」第一條對國家性質的規定是：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」，而其前文又指出：「工人階級領導的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，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」，這樣的憲法跟在台灣所施行的「中華民國憲法」，正如油水之不能相容，目前兩岸根本沒有統一的條件。
然而，我們必須認識到，憲法也是人訂的。不僅台灣的「中華民國憲法」曾經多次修改；即使是對岸的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」也有1949年的「共同綱領」，以及1954、1975、以及1978等不同的版本。
目前大陸官方已在《人民日報》等報章上發表社論，表示要推動「新文化運動」，邁向「新民主」。這一波的「新文化運動」，不論是由上而下發動的，或是由下而上自生的，將來如果有任何的民主成果，包括開放公職民選、組織政黨、改革司法、黨政分離、開放媒體等等，也一定要落實到憲法的層次上，以憲法來保障民主。
「一中兩憲」的重要涵義之一，就是以憲法做為檢驗兩岸關係的標準，雙方各自堅持自身憲法中所宣示的「一個中國原則」，但也各自保持修憲的權利。目前，我們可以用它建立各式各樣的「共同體」，來建構兩岸間和平穩定的關係；將來可以借重歐盟經驗，看未來時局的發展，依民主的程序，決定要不要在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」和「中華民國憲法」之外，再制定一部「中國憲法」。逐步達到統一的目標。
